一醒惊天下！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寻觅中华文明

沉睡三千年，醒来，震撼。

3354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寻找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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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一地区的两位统治者，在迷雾重重的年代奋力前行。"从沉睡了3000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分别在1986年苏醒，2001年震撼，笼罩在迷雾中的古蜀王国，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联想到外星人。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去哪里？最初，璀璨的文明神秘消失，经过几千年的湮灭又重新出现。有多少未解之谜？

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聚焦古蜀文明，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了古蜀时代神奇珍贵遗存背后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出土的“宝物”，一起探寻古蜀历史的真相。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

1.“低语”会引发遐想。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象牙和贝类等数千件珍贵文物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最奇特、最有气势的是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三个青铜纵向面具。超现实主义的造型，神秘而安详，端庄而有气势，给人很强的威慑力。是上帝还是至高无上的人？其中一个是宽138厘米、高64.5厘米的大型青铜纵向面罩，被称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它的眉毛向上尖，眼睛斜长。最让人不解的是眼球呈柱状，极度夸张，向前突出16厘米。70厘米长的巨大桃尖耳朵呈飞行状向两侧充分延伸并向上升起，耳廓饰有勾云图案；一个短鼻梁，它的鼻翼像牛鼻子一样蜷缩着；嘴巴又宽又深，缝又深又长，似乎微微露出了舌尖，露出了神秘的笑容。额头中间有一个方孔，可能最初是用精致的额头饰品铸造的。整个面具雄伟壮观，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青铜面具，被誉为三星堆“六大国宝”之一。两个较小的青铜纵向面具，高31.5厘米，宽77.4厘米，高82.5厘米，双眼眼球也呈柱状向前突出约10厘米，额头上铸有精美的龙形额饰，高约70厘米。双耳的形状基本都是直的。整体造型神秘莫测，风格瑰丽华丽。面具出土时，眼睛眉毛画的黑色和嘴唇画的朱砂还清晰可见。

作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标志性物品之一，青铜纵纹面具代表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与同时出土的李仁铜像、青铜神树等数百件重要文物，以及同时出土的中原夏商文明青铜器有着明显的不同，令人瞠目结舌，给人以无尽的遐想。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和金沙来自西亚等外来文明，甚至认为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但一般认为，“大量出土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物告诉我们，传说中的古蜀王朝不假，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确实有过繁荣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岷江流域拥有与中原等地区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2.古蜀国神秘莫测。

003010、《蜀王本纪》等古籍都记载了蚕丛、关白、鱼凫。他们是传奇人物还是真人？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字？他们所代表的朝代持续了多久？那彼此的兴衰呢？他们从哪里来，想去哪里？这些问题给古蜀的历史文化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青铜雕像，铸造精美，造型多样，构成了一个神秘的

青铜神树、垂直的青铜面具、一个伟大的直立人的青铜雕像，以及众多的青铜头像、青铜俑和人面鸟，既有人类的特征，又有神和鬼的夸张，表现出强烈的图腾意义，并密切关注古蜀人的某些崇拜习俗和信仰，这可能象征着古蜀人的崇拜偶像。

一般认为，青铜纵纹面具的形象符合古代文献中对蜀人始祖蚕丛的记载，可能是古蜀人祖先蚕丛在寺庙祭拜的象征。因此，有学者认为，青铜纵纹面具和其他青铜头像一样，是古蜀民族的形象。据文献记载，蜀王如、虞复、杜预等多以鸟命名，有学者推测在其纵观中也可能是鸟。因此认为，杜预之前的古蜀国以鸟为图腾。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面具和画像属于当时王国的重器，应该是一系列神灵的形象。夸张的形状表明它们拥有超人的超自然力量，在祭祀或信仰活动中很可能被放在中心位置。它所代表的第一个意思是古蜀国吴祝的化身，象征着古蜀国的吴祝群体，象征着神权政治。第二层含义是古蜀统治国家阶级的象征，既代表神权，也代表王权的体现。

3.“太白鸟路”有很多商旅。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贝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从未出现过。蜀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象牙？他们来自哪里？目的是甚麽？这些象牙有规律地平行摆放，一层一层堆砌，深埋地下，最多8层，同一坑内埋藏着大量玉器和青铜器。因此，学者们推测象牙应该是古蜀国的祭品。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象牙都是亚洲象，而出土的海贝可能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温暖水域，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海贝和象牙很可能来自国外的偏远商业。亚洲象只有雄性有门牙，每只雄性有两颗门牙。重达数吨的象牙意味着数量惊人的大象。那么，在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曾经栖息过大象吗？

这些数量惊人的象牙，是否就是在当地出没的象群中获取的呢？有学者认为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考古发现提供的启示可知，商周时期的长江流域和四川境内，很可能有大规模的象群活动、栖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很可能是蜀地所产。而另一些学者从目前尚未发现猎杀大象后必然要留下大量的遗骸来推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蜀之本土。类似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海贝，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墓中也曾出土数千枚。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那么，三星堆的海贝无论是来自殷墟还是来自印度洋，都说明了古代蜀人与外界的交往情况。研究还表明，这些海贝当时已有了原始货币的职能，从数量来看应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原和古蜀都不产海贝，这些海贝显然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辗转而来的舶来品，反映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蜀人的商贸活动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古蜀地区是我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之一，自古就流传着嫘祖后代、古蜀王蚕丛“教民养蚕”的传说。到商代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丝织技术已相当成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各种繁缛的花纹，所表现的当是蜀锦和蜀绣。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很多上面附有丝织品的残留，表明当时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都已相当普遍。《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证实在汉武帝之前，古蜀和古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道就已存在。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正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西线。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极有可能就是由这条古道贩自南亚的古印度等地的，因为其中的齿贝，就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古代蜀人通过这条古商道走向了广阔的世界，不仅为古蜀国带来了大量的海贝和象牙，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异域文化因素，促使了古蜀商业的繁荣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化的绚丽多彩。

4、“横绝峨眉”战牧野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都告诉我们，古蜀王国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昌盛的王国，但并不封闭，它和黄河流域的夏、殷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都有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考古学已证实，三星堆古城遗址是夏商之际至商末古蜀王国的都城，年代则可上溯到距今4700多年前，早期文化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以及玉琮、玉璧等祭祀用的玉器，明显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至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则更多地受到商王朝文化的影响。

殷商时代，古蜀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较多地见于殷墟甲骨文中。考古学成果证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古蜀王国已形成强盛的国家，疆域广阔，北及汉中，与殷商平行发展。殷墟卜辞中的商蜀关系，实际上是双方在各自边境接壤地带所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件，蜀与商王朝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就青铜器而论，虽然古蜀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许多器物就直接仿制于中原。当时古蜀与殷商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水路是顺长江上下，陆路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陇蜀之间，即“天梯石栈相钩连”的通道。但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如三星堆的青铜器就吸收了通过长江中游传入的青铜器的某些因素，尤其是青铜容器如尊、罍，在形制上就与长江中游同类器物相似。不过，三星堆文化并不是把尊、罍用作盛酒的礼器，而是用以盛放物件尤其是贵重之物如海贝等。这说明它仅仅借用了器物的形制，并没有接受来自商文化的礼制理念。

三星堆揭开了古蜀历史的神秘面纱，它与宝墩文化、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羊子山土台建筑、十二桥、彭州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等考古发现一起，使学术界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5、未解之谜摆眼前

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末周初，三星堆突然湮没，3000多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21世纪的第一年，在成都金沙传来了令人惊奇的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大型墓地等遗址，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使我们对古蜀文明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将许多新的未解之谜摆在众人面前。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金沙是与三星堆同时出现，还是在其湮没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新兴的古蜀王国都邑所在？金沙遗址究竟是哪个古蜀王朝的遗存？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的都邑。从时间上看，金沙的年代与三星堆相衔接并略晚。出土文物如金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立鸟、玉璋、玉璧以及神面纹青玉长琮、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出土器物在文化内涵、造型艺术、制作技艺诸方面，既有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的鲜明特色。一些器物如太阳神鸟金箔饰、蛙形金箔饰、喇叭形金器、玉板状槽形器和玉牌形器等，则是从未有过的发现。这对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鱼凫、杜宇时代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那么金沙遗址会不会就是开明时代古蜀王国的都邑？或者说，当三星堆遭到洪水或其他天灾人祸以及改朝换代等原因而逐渐废弃，金沙则继之而起并日趋兴盛，在古蜀文化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两个遗址年代上前后衔接，金沙遗址是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形成的，但在信仰方面又有不同，不排除是不同势力集团的权利更迭。也有学者认为，栖息于金沙遗址的先民，并不是由三星堆迁来的，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另一部族，这些部族的联盟共同组成了古蜀王国。

大约公元前7世纪，繁荣的金沙城突然衰落，此后的古蜀王国魂归何处？有学者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一批青铜和陶、石等器物，认为开明王朝在金沙没落后，一部成为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构成早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也有学者认为开明王朝灭亡后，蜀王的后代逐渐南迁，最终在今越南的北部建立了安阳王国。证之《交州外域记》《日南传》等史籍，开明王朝灭亡后，蜀王子安阳王率残部南迁，经红河进入交趾，征服了当地的雒王、雒侯、雒将，建立“蜀朝”，即安阳王国。安阳王城，越南史籍认为即今越南河内东英县古螺村的古螺城。安阳王城依河而建的“重城”制，及关于在安阳王城修建过程中因金龟相助才得以建成的传说，与秦人因得神龟帮助建成成都城因而成都又称为“龟化城”的传说如出一辙。而且考古学上，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发现有很多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歧锋牙璋、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棘字”戈，以及在我国四川西部和云南等地均发现大量蜀式器物。以上种种，当与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地渐次南迁交趾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向我们揭示了3000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并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作者:陈虎余康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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