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频发，如何为古建筑“撑把伞”

暴雨频发，如何为古建筑“撑把伞”

连绵的秋雨，让伫立千百年的山西古建经受着巨大考验。

10月5日6时30分，受强降雨影响，平遥城墙84号内墙发生局部坍塌，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受伤”的不止是平遥古城。截至10月11日19时，山西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等险情，9座博物馆纪念馆也出现小面积漏雨等情况。

严重险情多出现在低级别和未定级文物上

“请大家放心，平遥城墙还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平遥县文物所技术人员邵帅回答道。

作为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历史上曾经历多次修缮。此次发生坍塌和滑落的墙体段落共51处，其中内墙夯土坍塌15处，内墙女儿墙及顶部海墁层悬空、下部夯土滑落36处。

邵帅告诉记者，平遥正会同国家文物局制定修缮方案，修缮完成后，大家依旧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平遥古城墙。

10月7日17时许，汾河下游新绛段遭遇近40年来最大洪峰，近2万人被紧急转移。

第二天，当新绛县文物保护技术中心工作人员王建华来到现场查勘时，魁星楼已被大雨毁坏。

“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有一定的预防措施，此次遭遇的多是屋面小面积渗漏、周边护坡岩体滑坡等问题，相对轻微；低级别和未定级文物，出现墙体坍塌、梁架倾倒等严重险情更多一些。”关于此次山西文物损伤情况，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任毅敏这样说道。

在山西28027处古建筑中，市、县级文保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占比很大。数量大、价值高、分布广，是山西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大雨中毁坏的魁星楼，就不在新绛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建筑系副主任张鹏指出，对于保护等级不高的文物建筑，以及未纳入文物范畴的历史建筑，地方政府的投入远不能满足保护需求。

气候变化给古建保护带来新挑战

“我们用手一点一点摸，终于找到了这个表面1毫米宽的裂缝，趁着天晴，抓紧抢修。”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负责人张朝阳表示，连日降雨造成展览厅顶棚漏雨，对锚桩的保护带来了不利影响。

像这些细小的问题，他们每天都以图文形式上报，为尽快维修做准备。

在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古建筑修复专家汤国华看来，这次强降雨，既是对山西文物古建筑日常维护和修缮情况的考验，也是对我国传统文保工作的警示。

水害是建筑遗产面对的最常见、破坏力最大的灾害类型之一。张鹏指出，其对古建筑的破坏机制，包括日常降雨带来的屋顶渗漏、墙体潮湿、木构元素腐烂，地表水、地下水带来的墙、柱潮湿及间接带来的腐烂、泛碱、风化，以及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地基沉降给古建筑带来的结构性破坏等。

“这类破坏程度较小时，一般暂时不会给建筑物带来危险；但当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局部歪闪、坍塌，甚至整体倒塌。对山西古建筑来说，其地域性营造技艺如夯土墙、窑洞平屋顶等，是适应长期干燥少雨环境的，近年来气候变化，尤其是降雨增加，给古建筑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张鹏指出。

汤国华表示，山西历来少雨，文物保护较少考虑防雨因素。很多古建筑的屋顶是单坡顶，屋面瓦只有仰瓦没有盖瓦，即使有盖瓦，叠瓦密度也没有多雨地区那样大，很难经受暴雨袭击。建筑物周边的排水系统不宽不深，排水功能比较弱，导致大量雨水进入建筑基础和地基，引起地基不均匀沉降，甚至承重墙体开裂、倾斜倒塌。因此，今后在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中，要着力强化应对暴风雨的应急措施。

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

山西古建的安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话题#风雨中山西古建正受到威胁#冲上微博热搜，一条条充满关爱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也纷纷发声，呼吁“为山西撑把伞”。不久前同样经受过暴雨之苦的河南博物院表示，“河南‘豫’你们共‘晋’退”。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20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黄芃雨留意到，这次暴雨灾害后期的抢修，有不少社会力量在参与。

近年来，山西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文物保护中，全省每年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已从较早时的每年1000万元增加到1.7亿元。但文物存量大、人力财力不足等矛盾，依然制约着文物保护的成效。

2017年，山西推出“文明守望工程”，密集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经过这几年探索，全省文物认领认养项目累计238处，吸引社会资金约3亿元。

“这是很好的尝试，但效果只能算杯水车薪。”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暴雨不仅给山西文保工作出了道“必答题”，更折射出我国古建筑防灾减灾整体能力有待提升的现实。

郑宁呼吁，要建立古建筑保护的长效机制，“修改文物保护法，完善古建筑保护制度，壮大文物保护执法队伍；多方筹措资金，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古建筑保护领域。还要增强公众保护意识，让全民自觉参与到古建筑保护中”。

张鹏表示，面对突发灾害，地方文物部门力量有限，不足以独力完成抢险工作。“因此，要在制度层面加强文物日常巡查和保养维护，第一时间发现风险、解决风险。对文物安全的关注应从文物本体扩展到文物所处的环境。”

“古建筑的修缮应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做到小病早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学系主任张剑葳认为，预防性修复的成本远低于临时抢救，“很多时候预防并不复杂，下雨时给古建筑撑把伞，或临时搭个棚子，都能起到暂时的遮挡作用。”

“修缮能否不改变文物原状也很关键。”汤国华表示，如果改变原材料、原结构和原工艺，即使修缮后外观很好，也会埋下安全隐患。“我们想一下:山西古建筑中很多有500年以上历史，几百年来，遭遇百年一遇的强降雨应该有几次，为什么一直挺立不倒？离不开传统材料、结构的优点和传统工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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